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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为尊者讳,乾隆为袁崇焕翻案,中国古代历史是这样流传下来的

2019/10/9 22:43:44

孔子为尊者讳,乾隆为袁崇焕翻案,中国古代历史是这样流传下来的

一句“崔杼弑其君”竟然杀死了两位齐国史官,为何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?周朝人的始祖后稷真的是因为他母亲踩了巨人的脚印才诞生的吗?乾隆为何如此推崇曾经的敌人袁崇焕?中国古代为何如此重视编修史书?

 

当今世人所了解的历史记录,在为我们展现一幅幅过去的生动图景的同时,却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了解历史的真面目。正因如此,历史叙述好像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,在若隐若现之中,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

 

学习历史不是历史学专业人士的“专利”,看似与历史关系不大的普通人,都应该了解一些学习历史的科学方法。历史学家、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做客第四期“学习读书会”,与读者分享“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历史”。

 

修史是为了给上天做“思想汇报”

 

“古代人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来记录历史?因为他们要向自己所信仰的、尊敬的、依赖的天神祖先报告!”葛剑雄说,中国自古以来之所以有重视历史记载的传统,是因为当时的人认识到自己能力有限,需要依靠神、依靠天、依靠祖宗来保佑自己,才要把自己做的事情一一告诉他们,万一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,也要记录下来告知上天,以祈求宽恕,并继续得到庇佑。“当时只有巫师才能沟通人和神,因此早期历史是由巫师记录的,此时巫、史是不分家的。”随着需要记录的东西越来越多、内容越来越丰富,历史记录便开始制度化,不但逐渐出现了专门记载历史的人员,甚至连史官内部也开始分工,“‘史’字就是个象形字,像一个人站在那里手里拿着记录的板。一般来说,国君身边会有两个史官,随时将国君的言和行分别记录下来”。

 

作为一名史官,不仅要有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,同时也要有秉笔直书不畏牺牲的职业操守。《左传》中晋国的史官董狐在史书上记“赵盾弑其君”,尽管赵盾并未直接参与谋杀晋灵公的行动,且晋灵公本就荒淫无道人心尽失,但作为朝廷的“一把手”,国君被杀,赵盾就有不可推卸的“领导责任”。“董狐根据当时的价值观念和礼仪制度,认为国君再坏也不能被臣子杀害。尽管赵盾为人忠厚为官尽职尽责,甚至还被晋灵公屡次暗杀最后无奈只能逃出晋国,但灵公被杀时他还没有逃出国境,如果已经离开赵国,就不用负这个责任了。”

 

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齐国,大臣崔杼杀了齐庄公,齐国太史如实记载,被愤怒的崔杼杀了;太史的弟弟继承哥哥的职位,依旧如实记录,又惨遭杀害;太史的另一个弟弟再次继承了史官的工作,并告诉崔杼自己就算死也不会篡改真相。崔杼这才明白,光靠杀人是杀不完的,史官会前赴后继记录“崔杼弑君”的事实。文天祥《正气歌》便歌颂“天地有正气……在齐有太史”,不论是董狐还是齐太史,都是当时史官的典范,在强权压迫和还原真相之间,毫不犹豫地地履行着史官应尽的职责,捍卫史官工作神圣的地位。

 

古代历史的重要任务:解释天命

 

中国自先秦就形成了重视历史的传统,其根本原因在于“天人合一”的观念。所谓“天人合一”,指的就是君权神授。“皇帝的权是天授予他的,这种合法性来自天而非来自人。皇帝是天的代表,来传达天意,所以皇帝叫‘天子’。”葛剑雄说,正因为这种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,使得古代一个朝代的兴衰往往由“得天命”或“失天命”来解释。因此,对过去的事进行有选择、有意识的记录,从而解释天命的得与失、证明天人合一的合理性,成为历史记录的一项重要任务。“例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周朝始祖后稷是因其母姜嫄踩巨人足迹而生,当时是母系社会,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。姜嫄大概也不知道后稷的父亲是谁。可因为后稷是周朝的始祖,那么在周人看来,后稷也不该是‘一般的’父亲生的。这个‘巨人’是什么?就是神啊!”葛剑雄幽默地解释道,和汉高祖刘邦是其母梦中与龙交合受孕后所诞的情况一样,这些记录都意在突出统治者与众不同的特殊身份,从而让人们相信“君权神授”,即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性。史书中还会记录一系列祥瑞——五星连珠、紫气、灵芝、嘉禾,以及各种灾异——太阳黑子、日蚀、地震等情况。这样,通过历史的记录,天文和人世产生了联系,“得天命”或“失天命”也得到了更恰当的解释。

 

“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大地震是夏桀灭亡时,第二次是周幽王被杀,当时不仅地震,还有山崩地裂。这些历史记录都是为了说明暴君不得天命,王朝气数已尽。”葛剑雄提到,中国作为最早记录太阳黑子现象的国家,其目的不是为了科研,而是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。总之,修史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历史的选择、记录和解释,来证明当前政权的合法性和历史规律的正确性;任何一部正史,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观念,并以此为依据来记录历史,因此它们的政治意义往往都高于历史本身的记录。

 

学习历史的原则:坚持真理,尊重事实

 

“价值观念重于历史事实或者说将政治的正确性放在首位,是从孔子开始就形成的记录历史的原则。”葛剑雄说,孔子的一大贡献就是编订了鲁国历史《春秋》,后来还有“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”的说法。“孔子的春秋笔法实在了得,一字之褒而荣于华衮,一字之贬而严于斧钺。而这褒与贬,实际上是由孔子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衡量的。”孔子的另一原则是为尊者讳,为贤者讳。地位高的人、贤人如果有缺点或错误,要尽量帮他隐瞒。怎么隐瞒呢?“笔则笔,削则削”,不利的记录就要删去不予采用。比如“天王狩于河阳”,表面上看是说周天子到河阳狩猎,实际上周天子的权威早已名存实亡,他是屈尊被几个强大的诸侯叫过去的,这是不符合传统礼仪的,更是丧失尊严的。孔子不得不记录这件事,但又要“为尊者讳”,便用“狩”字。

 

从孔子时代开始,人们就通过对历史的整理和记录,甚至是删改,来证明当前政权的合法性,来为现实服务。所以在中国古代,各个朝代都很重视官方修前朝历史,这其中就包含了积极的意义。

 

唐太宗修《北史》《南史》,承认了北朝、南朝都具有正统性,这正体现了他的英明之处:从现实和政治角度通盘考虑,并始终秉持着“大一统”的观念,维护了“一个中国”的概念。他的这一做法在此后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和传承,“统一”的历史观念也成为了历史记载中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。

 

清朝乾隆年间所修《国史》,设《贰臣传》《忠臣传》,公开袁崇焕真相,也是从当时的政权统治、现实需要出发的。“《贰臣传》记录了从明朝投向了清朝的臣子,如洪承畴、钱谦益等人。这些人在清兵入关推翻明朝统治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,功劳非常大,可到了乾隆年间,天下天平政局稳定,统治者又要否定他们,为的就是向百姓宣扬忠于清廷的观念。”当时誓死抵抗清朝而自杀或被杀的明朝官员则被列入《忠臣传》。乾隆甚至为当时颇具争议的袁崇焕“翻案”,公开了他被杀的真相:袁崇焕并未背叛明朝,是清人伪造了他与清人的来往信件,并故意泄露出去,让生性多疑的崇祯帝不再相信他,外加朝堂上其他大臣的攻讦,最终害得袁崇焕被凌迟处死。乾隆为袁崇焕平反昭雪,公开了这段故事,赞扬袁是忠臣,直白地向国人表示清朝当时是为了斗争需要才用了这个阴谋。

 

在社会进步、网络发达的今天,我们应该如何学习、研究历史呢?葛剑雄总结八个字:“坚持真理,尊重事实。”在他看来,历史阴谋论并不足取,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,但在运用历史时,还应有更多考量,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,让史学能真正为现实的政治、人生和思想服务。